毛澤東思想的偉大之處，在于它是一個系統的方法論和世界觀，是哲學層面的理論體系。而毛澤東哲學思想的精髓在于理論與實踐相結合。我們今天的市場經濟就是引進西方的商業模式和中國的具體國情相結合的產物。而且不管是軍事戰役還是商戰競爭，從哲學層面上來看，毛澤東軍事思想肯定具有現實的指導意義。把西方冷冰冰的商業慣例和毛澤東的軍事思想相結合，就會創造出活力十足的商業精神！

　　我們中國的企業家，特別是40歲以上的企業家，都是經歷過激情燃燒的歲月。毛澤東思想在他們成長過程中影響太深，幾乎不可磨滅。不管他們自己是否有意識，他們自己的世界觀和方法論都是那個時代成型的。在今天的中國，許多企業家吸納、借鑒毛式管理，就是完全自覺、深入骨髓的了。任正非就是其中的一個成功典范。

　　在很多人眼中，華為技術有限公司總裁任正非不但是一個企業家，他也是一個思想家，是一條為了觀念而戰斗的硬漢。他是那一代人奮斗的典范，也是后代人學習的榜樣。華為之所以成為中國民企的標桿，不僅僅是因為它用了10年時間從起步幾萬元擴張到1000倍的資產，更是因為獨特的華為企業文化而成為全球通信業的領路人。而華為企業文化的形成離不開這樣一個從普通士兵到通訊霸主的軍人總裁任正非。

 

　　1927年8月7日，中共臨時中央在漢口舉行緊急會議，中央核心20余人出席了為期一天的座談會，史稱“八七會議”。在會上，毛澤東根據當時國際國內形勢，提出了著名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這是在蔣介石發動“四 • 一二”政變、許克祥發動“馬日事變”、汪精衛發動“七 • 一五”分共等一系列重大事件，革命陷入低潮時期的一劑“興奮劑”，他為中國革命的成功邁出了重要一步！

　　自古以來 ，拿槍桿子的人很多，但思想境界高下不同。有的人當兵是為了拿軍餉吃飯，有的人是為了混得一官半職，有的人是受了地主、惡霸的欺負，當兵拿槍要出氣報仇。共產黨最初并沒有認識到掌握槍桿子建立軍事武裝的重要性，在國共合作中放棄了軍事領導權，這就有了后來蔣介石“寧可錯殺一千，絕不放過一個”的狂妄言論。

　　毛澤東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在當時的中共中央可謂石破天驚！

　　學習毛澤東的槍桿子里面出政權理論，當然不是要企業家也拿槍桿子。而是要我們學習毛澤東革命的理想和境界。創辦企業也有一個境界問題，是“為錢而活”，還是“為理想而活”，又或是“為興趣而活”？不同的企業家，面臨不同的境遇，有不同的答案！在90年代初期，華為還是一個草創企業，在一次深圳市委市政府迎接中央領導的座談會中，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說道：“在座的諸位，對當前經濟改革和世界經濟發展形勢有什么認識和看法？”，當時，與會的大部分企業家不是向總理要政策，就是請求銀行貸款。唯獨只有任正非提出了擲地有聲、氣勢磅礴的一句話，他回答道：“我覺得，世界通訊市場應該有中國的聲音”！當時，任正非不像今天這么有名，在座的領導和企業家都不怎么認識他，但是他這一句“不鳴則已，一鳴驚人”的話給朱镕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待朱镕基考察完，回到北京以后，便指示相關部門的人了解任正非和他所創辦的華為。這便有了后來，國家領導人出席重要的、世界性會議，總會點名叫上任正非，在一系列政策措施中，總會優先考慮華為的處境！

　　誠如曹德旺所說：“僅僅為了賺錢才創辦企業的人，充其量只能算是個商人。真正的企業家，一要能賺錢；二要能夠承擔責任，即要有擔當；三要具有強烈的使命感。這種以解決社會問題（即社會需求）為出發點，為理想所驅動、有創造力、具有持續的開拓與創新精神、肩負著企業責任、行業責任與社會責任的個體，才能算著真正的企業家。企業家的使命感體現在：國家因為有你而強大，社會因為有你而進步，人民因為有你而富足。“

　　那么，任正非無疑是其中的一名優秀企業家！

 

　　毛澤東在分析了近代中國的具體實際后，提出了農村包圍城市，最后奪取城市的革命發展道路。從具體實際出發，在獨辟蹊徑的中國特色革命方針的指引下，奪取了全國政權，成立了新中國。

　　中國革命的勝利，是毛澤東偉大戰略的勝利。企業也不能沒有戰略，企業家也要考略戰略。

　　現代企業都講究戰略，但何謂戰略，并不是太明確。有人說，戰略就是生存之道；也有人說，戰略就是商業競爭中如何擺脫價格戰，實現真正的差異化經營。在我們看來，戰略就是創建一個獨特的價值定位！

　　凡是讀過有關華為介紹的書籍，大家都會對華為的那句“勝則舉杯相慶，敗則拼死相救“的精神所震撼！這句話正是產生于華為創建的早期。1992年，華為自主研發出交換機及設備，彼時思科、愛立信、阿爾卡特、朗訊、北電網絡等國際巨頭把持著國內市場。當思科的情報員將搜集到的華為交換機和設備圖，以及價格定價用機密文件的形式傳回思科總部時。思科總裁看也沒看就扔進了廢紙簍，并輕蔑的說道：“中國人玩玩花拳繡腿還是可以的，但要在高科技領域與我們競爭，至少還需要再努力100年”。

　　在商業競爭中，戰略上可以藐視競爭對手，戰術上要重視競爭對手。任正非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在中國市場上與各地的郵電部門成立合資單位，共同分享利益，實行“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迅速收回了被外國企業長期把持的中國市場，而通訊設備價格也由以前的虛高不下到呈直線下降。

　　在國內市場嘗到甜頭以后，任正非又如法炮制。首先進軍非洲、中亞、西亞這些欠發達的國家和地區。上述地區自然條件惡劣、人文環境復雜，歐美大企業對這些地方基本上不聞不問，即使有開發意愿，也是條件苛刻。這就給了任正非可乘之機，迅速攻城略地，壯大自身！如今，華為已經將戰火燒到了西歐、北美，而曾經那些嘲笑華為的通訊設備巨頭們，有如北電網絡被收購、西門子與阿爾卡特合并的凄慘落幕，也有如思科、愛立信拼命尋求政府保護的日暮西山！

　　任正非將毛澤東的“農村包圍城市”戰略理論深深植根在了華為。順利實現了華為從農村走向城市，從發展中國家走向發達國家，從中國走向了世界！

　　戰略不是從書本上找來的，是從實踐中摸索出來的。毛澤東農村包圍城市的戰略是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在上井岡山之前，就是為起義找一條后路，到了井岡山，打了幾仗，才看到建立根據地的可能和價值。如果單從軍事說，農村包圍城市只是空間上的戰略，中國古代兵書中的避實擊虛、圍魏救趙，都是這一戰略原則。但毛澤東就遠遠超出了避實擊虛的范疇。它還包含了保存有生力量、以點帶面、以面制點、戰略轉移和地緣經濟等戰略意義。

　　對于企業而言，讓處于劣勢地位隊伍保持有生力量。以點帶面，逐步發展，改變敵我力量對比，最后實現勝利。任正非無疑是其中運用得最好的！

 

　　國民黨軍隊在大陸之所以節節敗退，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軍紀渙散，腐敗成風，讓原先支持他們的老百姓最后都倒戈相向。毛澤東上井岡山之后，鑒于國民黨軍隊的前車之鑒，對中國工農紅軍宣布了行軍紀律：一切行動聽指揮，籌款要歸公，不亂拿群眾一根紅薯。毛澤東說：“我們是共產黨領導的軍隊，只有嚴格遵守這三項紀律，我們才能搞好和群眾的關系”這便是后來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雛形。

　　及至延安期間，面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機會主義等錯誤思潮的侵襲，毛澤東又在黨內和軍隊之間開展了整風運動，這場自上而下、由己及彼、由內而外的整風運動，為爭取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的最后勝利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可以說，共產黨軍隊最終能夠戰勝武器裝備精良的國民黨軍隊，其黨風、軍紀是取得勝利的一個重要原因。

　　同樣的，在華為發展壯大后，人員達到上萬規模之巨時，公司內部也出現了不和諧因素，內部山頭、派系、腐敗等不良因素日益顯現。任正非之所以像毛澤東，關鍵就在于他有毛澤東的那種遠見和魄力，面對華為的種種不良表現，他在內部開始了規模空前的自我批判運動。

　　一個企業，一個組織，如果總是背負成功與輝煌的包袱，這個企業其實也離死亡不遠了。所以，任正非講華為是沒有歷史的公司。

　　在華為的任何角落看不到華為過去的歷史，沒有一張圖片有任正非的形象，全球各地的辦公場所看不到哪個中央領導視察華為的照片……華為也是一個沒有功臣的公司，華為一位高管曾說，華為是一個不承認功臣的公司，老板也是，也就是說當任正非退休以后，任正非也不會被供在華為的殿堂里。

　　任正非說過，我從來不在乎媒體現在、今天、明天怎么看我！我也不在乎接班人是否忠誠，接班人都是從底層打出來的，打出來的英雄同時又能夠進行自我否定，自我批判，同時又有開放的胸懷，又有善于妥協的精神，同時在看人的問題上能夠多元視角，而不是黑白分明，他就是自然而然成長的領袖。領袖不是選拔出來的，是打出來的。

　　恐懼造就偉大，任何組織，包括個人，如果沒有與你成長所相伴隨的那種不安全感，那種始終追隨著你的不安的影子，你可能就變的很放松，很悠閑。但是，這種放松跟悠閑可能的結果是：在一個猝不及防的打擊面前，你的安逸，你對危險的麻木，會導致組織快速的崩潰掉。

　　我們生存于一個叢林世界，每一天，每一時，每一刻實際上都在被危險所包圍著。如果你不始終保持對危險的警覺，變的麻木，麻痹，危險可能就悄無聲息地由一個黑點變成黑影，由一個黑影變成巨大的威脅籠罩在組織的頭上，所以，戰勝恐懼，戰勝不安全感的過程，其實就是企業走向成功的過程。

　　華為今天是事實上全球電信制造領域的領導者，但今天的華為恰恰可能是最脆弱的時候。為什么呢?成功容易讓人變的怠惰和自大，讓組織變的盲目驕傲和固步自 。精美的地毯下布滿了細菌，一個國家如此，一個組織如此，一個企業同樣如此。警惕這些細菌的滋生繁衍就是在為企業加固未來。

　　華為過去的成功靠眼睛對著客戶，屁股對著老板，但今天的華為是不是還是這樣一種文化?今天的華為是不是也大量存在下級總是把自己的成長與提拔，寄托在某一個上司賞識自己呢?今天的華為是不是還是那種前方作戰的人有充分的指揮權、決策權，和打仗的主動權呢?

　　愛立信是這個行業的老大，愛立信只有七萬多員工，愛立信在機關里的干部只有一萬多人，華為的機關里有三萬多人。三萬多人在一個像大花園般的后方，看著PPT，喝著咖啡，要告訴前方怎么打仗。那華為未來能不倒下嗎?所以，這幾年任正非反復講，要讓聽得見炮火的人來指揮炮火，也多次講，我們現在上下彌漫著一種前方吃緊，后方緊吃的國民黨風氣。

　　任正非最近經常講一個例子，與奧巴馬同臺競爭總統寶座的共和黨候選人麥凱恩，競選時的口號之一就是我在越南打過仗，我曾經做過俘虜，所以，我有資格做美國總統。朝鮮戰爭結束后，中國的戰俘回國，無一例外被打上叛徒的紋章，改革開放前幾十年，二十多年翻不過身來。戰爭要么就是戰死，要么就是逃兵，要么就是俘虜，要么就是英雄，無非是這樣幾種結局。是英雄當然更好，當逃兵自然不可饒恕，戰死肯定是英雄，但是做了俘虜，他又不是叛變，怎么評價?東西方有截然不同的標準。美國戰俘們回到美國本土受到了不亞于英雄般的歡迎。

　　企業是功利組織，如果不能把三教九流、雞鳴狗盜之輩包容到組織中，打掉它身上的不良習氣，克服掉他身上的缺點，匪性，那是管理的失敗;但如果把這些雞　　鳴狗盜之輩，用好了，改造好了，給野馬套上籠頭，他們就是組織中最具戰斗力的一群人。然而，重要的前提是包容和寬容，要給一個人最大的個性發揮和施展的空間。

　　建立在灰度理論基礎上的華為的自我批判有這樣幾條規定：第一條是不搞人人過關，不發動群眾，這顯然跟文化大革命的做法不一樣。第二是更多的自我批判，不要批判別人。第三是強調一個“真”字，要實事求是。 第四是不無限上綱、無情打擊，把握適度。第五是善意與建設性是大前提。

 

　　毛澤東不僅是偉大的政治家、軍事家，更是一個偉大的思想家、詩人。在革命的不同時期，寫出了許多流傳千古的絕代詩詞與名言名句。這些詩詞中，有革命低潮時期，鼓舞士氣的“七律•長征”；也有重慶談判結束后，指點江山的“沁園春•雪”；更有解放時期鐘山風雨起蒼黃的“人民解放軍解放南京”！這些詩詞讀罷，總能給人一種豪邁與大氣，總能將平靜的湖面蕩起千層漣漪！

　　美國著名的中國問題研究專家、現任哈佛大學東亞研究中心研究員羅斯·特里爾的專著《毛澤東傳》，其中不乏對毛澤東詩詞的精彩評論：“毛澤東是狂放的浪漫主義詩人。毛在20世紀之所以如此重要，是由于他的影響所及貫穿整個中國當代大動亂的各個不同階段。50多年前，當他分析被外國侵略者切瓜一樣分割的封建中國的種種癥結時，他就是中國的馬克思。當他領導以農村包圍城市奪取政權的斗爭時，他就是中國的列寧。” 他還說：“毛澤東不只是一個人，而是至少是五位一體的人。他是在全中國點燃造反之火的農民組織者。他是軍事指揮家、思想家，更是一位狂放的浪漫主義詩人。”

　　20多年來，任正非走遍了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從最落后到最發達；與全球數百位政治人物、商業巨子、學者、競爭對手、科學家乃至于藝術家、寺院中的僧侶等各色人物有過無數溝通、觀點交流的任正非，無疑有著更廣闊的視野，寫下了許多轟動一時甚至流傳千古的文章，從《北國之春》到《華為的冬天》，從《印度隨筆》到《走過亞歐分界線》，每一篇文章都是任正非對人性的思考，通過從哲學的層面出發，鞭策自己和華為內部的員工，始終讓大家保持一顆謙卑、積極向上的心態，常懷危機意識！

　　可以說，任正非的身上處處印有毛澤東的影子，而在中國所有的企業家中，學習毛澤東哲學思想最成功的一個企業家毫無疑問是任正非。